shop floor socioblogist

改譯的心得（2003.3.6）

【這是三年前的一篇網路日記，剛好收到轉載請求，發覺蠻適合這裡的，重放一遍】

翻譯Block的書，閱讀學生弄出來的初稿，費力地修改，久之也累積出一點心得。

這些學生都已經在課堂上修過課程，討論過這本書，而且，我想應該也是台灣最優秀的社會學碩士班學生了。在他們身上發現的問題，更是尤其珍貴。

我捫心自問，當年在台大修碩士學位時，可以肯定的，英文程度不會比他們好。事實上，我那時的英文程度爛透了。

宇澤弘文《我的履歷書》1-3 童年與家族

（1）社會性的共通資本與經濟學者的自省

　　　　　我現在人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距離二次戰後已經六十年了。歐洲人對待都市與自然的態度有了重大的改變。例如，河岸的水泥人造覆蓋物如今又被一一拆除，恢復了昔日蛇行的自然河道；沿河周圍也被重新種上當地特有的植物。小鳥與動物又集結回來，變成了小朋友絕佳的自然觀察場所。

　　　　　以汽車為中心的交通體系重新被檢視，市營電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再度復活，想辦法把汽車由市區中心地帶趕出。其結果，跟商店當初擔心的剛好相反，反而把商業區活化了，因此增加了受雇機會的城市經驗也為數不少。仔細地親身步行觀察，看對於研究有何啟發，是我數日前拜訪此地的目的。

《警告：經濟學可能讓你變自私！》

這篇新聞報導是1994年9月，我回杜克大學做論文研究期中報告後，回程經過舊金山，由朋友處拿到的剪報，據說一位經濟學朋友看了我翻譯這東西出來，回應是說：「無聊」。如果這是事實，我覺得他的這種反應，正好可以併到這篇文章裡來一起參照。(翻譯自"Warning: Economics May Make You Selfish" Reported by Kenneth How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29, 1994)

《我的履歷書》28-END「回復人性」

（28）在李登輝自宅的對話，向趙紫陽批判鋼鐵廠建設

　　　　　我與台灣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間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我在美國的時代。1960年代中期我人還在芝加哥大學，當時李登輝正在康乃爾大學留學，主修的是農業經濟學。李登輝的博士論文漂亮地使用了先前介紹過的我的「二部門模型」來討論台灣的農業問題，受到美國經濟學會最優秀論文獎的肯定。

　　　　　我雖然說是在1964年完成了有關於二部門模型的論文，但是論文出版前的研討會文章已經廣為人知，非常多研究生用此二部門模型來寫作博士論文。從那時起我們就是知心的朋友。

《我的履歷書》25-27 天皇及教宗的會面

（25）因「社會性共通資本」獲獎﹑天皇陛下的言語衝擊

　　　　　我在1983年獲得「文化苦勞者」的榮譽。文部省舉行的表揚儀式之後，聽說天皇陛下將在宮中賜茶。我們被引導到一間小房間裡，在陛下面前，輪番說些關於我們到目前為止做了什麼事的對話。沒多久輪到了我，我非常的緊張，說了凱因斯怎樣、誰又作了什麼事之類，連自己也聽不懂的話。

　　　　　接著，昭和天皇身體前傾，說：「你呀你，一直在談經濟、經濟。總之，你想要說的是人心的重要吧」。我聽到這番話，好像受到電擊一般，大夢初醒的感受。

《我的履歷書》22-24 自我批判的經濟學

（22）為文批判新古典派、經濟學的二次危機

　　　　　我跟凱因斯的高徒之一、當時在劍橋大學教書的瓊‧羅賓森（Joan Robinson）教授有很多共同的想法。我受其知遇是1961年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時。

　　　　　她跟李查‧康（Richard Kahn）一起，加入了凱因斯弟子們的團隊，成為所謂凱因斯圈子（Keynes Circus）的一員（按:其他還有Piero Sraffa、Austin Robinson、James Meade等人）。可以說《一般理論》是在1930年代初，經由這群人花費了四年的時間，討論構築才完成其骨架，羅賓森在當中不止擔任主導角色，在凱因斯思想的後續發展上也有很大的貢獻。

《我的履歷書》19-21 歸鄉、學運、公害

（19）學生佔據校園，戰爭的犧牲品
　　　　　
　　　　 在劍橋生活了一年後，回到芝加哥，我對於情勢的變化感到驚訝。跟著我一起在大學當局與學生的爭議中擔任調停者的三位年輕助教授都遭到學校解職，之後也不知道下落。這三人因尚未拿到tenure（在任期間保證）而沒被續聘。但是，雖尚未得到tenure，在當時助教授一般都是會自動獲得續聘的，人們因此認為是跟反戰運動扯上關係才會遭到解聘。

　　　　　1966年4月，反對越戰的學生佔據了芝加哥大學的校本部大樓。學生佔據校本部大樓的舉動由芝加哥大學開始，接著波及到全美各地校園。當時，美國的徵兵制因為遭逢反戰運動而變得無法順利運作。美國政府便優先徵召在學成績不佳或者確知參與到反戰運動的學生到部隊服役。

《我的履歷書》16-18 劍橋大學的際遇

（16）祝壽大典燃怒火，嚴厲逐出師門

　　　　　我到了芝加哥大學一年後，1965年秋天，法蘭克‧奈特（Frank Knight）教授值八十大壽，慶祝會由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主辦盛大舉行。

　　　　　在教職員俱樂部最大的一間房間，曾經師事於奈特教授來自全美各地的經濟學者齊聚一堂，盛況空前。代表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傅利德曼（Milton Friedman）與喬治‧史提格勒（George Stigler）當然出席，會場也看到保羅‧薩姆爾森等人的身影。整個儀式由史提格勒負責主持。

《我的履歷書》13-15 芝大計量經濟講座

（13）發展最適成長理論，資本主義的計畫經濟

　　　　　我在史丹佛大學時，進行的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研究，我更深的關懷是在研究「競爭性的社會主義原理」。

　　　　　1917年俄羅斯革命發生後，社會主義經濟的計畫要根據什麼樣的基準，要如何打造這種經濟體，就成了非常重大的問題。經濟學者馮‧米塞斯（Mises）與海耶克（Hayek）主張，因為現實經濟非常的複雜，非有數百萬條聯立方程式不可能解答，因此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我的履歷書》10-12 史丹佛大學經濟所

（10）研讀經典倍極辛苦，解說之後茅塞頓開

　　　　　離開了東大數學系的研究生生活後，我開始一個人學習起經濟學。一次，在小田急線的電車上，偶然遇到後來成為大阪大學教授的稻田獻一先生。他一看到我，就問：「聽說你正在學經濟學啊」，原來已經知道我在學經濟學的事。

　　　　　稻田教授是我在一高橄欖球隊的前輩，可說是非常有名的主將。一高時期我跟他擦身而過，很像是沙林傑（Jerome David Salinger）小說《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裡的主人翁霍登，看起來有一點偽善，但實際上給人清爽的氣息、是個值得敬愛的前輩。